高校质量文化是高校及其师生对人才培养质量的共同价值追求和理想理念。高校对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的承诺、信仰和价值追求，以及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五自”质量文化是其核心表现。制度建设和制度认同是质量文化建设的主要路径，即质量文化的嵌入可以促进质量保障科层模式向文化模式转型，释放价值选择和软性制约功能，增强高校质量保障能力。

一、如何理解质量文化

高校质量文化的本质马克斯·韦伯认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制的意义之网中的，克利福德·格尔茨也持同样的观点，文化就是由人所编制的意义之网。这种意义之网可以是理想、信仰、价值观，它们通过塑造动机来驱动人类行为。塔尔科特·帕森斯接续了韦伯的传统，认为价值是集体共享的行动目的，规范是共享的文化规则，价值与规范界定了用以获得有价值目标的合理手段。

文化系统包括价值和规范，价值必须通过两个过程牢牢确立在两种行动系统中：人格系统的内化过程，社会系统的制度化过程。价值只有借助制度才能变得具体，即价值必须制度化。行动者追求目的的实现或许是理性的，但因为信奉或认同某种规范和价值才有了行动的目的，所以行动者的动机恰恰是由文化来塑造的。韦伯和帕森斯实则是从符号学的意义界定文化的概念，即文化是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价值取向和信念，而“价值”是对主客体相互关系的一种主体性描述，是个体在各种可供选择的取向中做出选择的尺度或标准。

既然文化通过界定人们的需求和价值追求来塑造行动，并构成了共同体的意义之网，制度、器物、行为、行动与关系则是用来分析和观察文化可见的、可操作的“抓手”，那么，高校质量文化因而就是高校及其师生对人才培养质量的共同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高校质量文化所蕴含的价值理性追求并非是人们心目中不可实现的乌托邦。尽管当下质量管理和质量保障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仍占主导地位，但工具理性并非理所当然，它并非是历史的不可避免的顶点，因而也不过和神秘主义、宗教、世俗哲学等一样，只是一系列被建构出来的意义系统。

对现代性的现象学研究取向就动摇了被大多数社会科学家认为根本无须解释的理性基础。思想、信念、情感、价值、信仰等，这些内在化的人类思想生活，和利益一样对于理解人类行动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个意义上，将分析框架从工具理性拓展到价值信念的必要性清晰可见。个人偏好和利益既是制度的产物，制度的规则和过程也就可以用多种方式形成和改变个体价值和偏好。

也就是说，当下在高校质量治理的过程中，应注重从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杠杆转向价值理性的杠杆，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个人偏好，激发高校及师生对质量价值理性的追求。价值理性是人类在自身实践活动当中对于价值和价值追求的自觉理解和把握，它以对价值和意义的追问为依归，致力于为行为主体提供一套行动的理念、目标和理想,注重目的本身而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而非源自内在的精神、信念与价值诉求。而美国的自愿问责体系的设计体现了基于“资源投入-回报的‘交易’哲学和经济理性”逻辑转向基于“承诺-履行的伦理契约和价值理性”的逻辑。这些都警示我们在高校制度的设计中，要考虑其运作能否关注和激发行为主体的内在精神、信念与价值追求，而高校质量文化正是呼应了这一愿望和宗旨。以往的高校质量保障手段很大程度彰显了外在性和技术性，将道德、价值和信仰等人的活动完全化约为技术性的问题，人变成了工具，高等教育由此失去了人的活动本质。

新一轮审核评估中，质量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就是推动以人才培养为己任、将质量提升作为奋斗目标的共同教育理想，重视质量本身的目的性、质量主体的内在自觉性。高校质量文化蕴含了高校以及师生对人才培养质量的价值理性追求，引导高校和教师从功利境界走向道德境界，旨在使质量管理和质量保障真正成为高校以及师生等每一质量主体的内在成长的需要，唤起他们的质量意识、质量责任和质量道德。

二、如何建设质量文化

制度建构：完善质量治理制度文化是以组织、制度、行为等为载体的。高校在质量文化建设过程中不能把文化与其他的组织要素割裂来看，有必要以质量治理制度结构体系建构为抓手，推动质量文化的建设。建立质量文化，不是另起炉灶组建新机构制定新制度，而是要基于学校已有的相关制度结构和政策，分析其透射着怎样的价值取向，观察行政人员、教师以及学生的互动到底呈现出怎样的特点。然后，再根据质量文化建设要求进行针对性的改革和布局：一是树立质量自觉自省意识。

高校的质量自觉自省意识就是对自身在质量建设中责任的认识，实施质量文化建设计划和行动计划，积极宣传优秀典范，发挥榜样的力量，激励师生参与质量建设。对积极投身质量建设、教学品质有较大提升的教师给予认可。关注师生员工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帮助他们找回初心，激励他们追求更高层次价值，重申学术信仰和教育理想，倡导追求卓越、开拓创新的大学育人精神。形成定期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的制度和流程，引导师生形成自我批判和反省的习惯，促使教师深刻认识当前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内外部形势，意识到不重视质量、固步自封、停滞不前、不思进取必将遭到时代的淘汰。

使其建立起危机感、紧迫感。二是完善质量自律机制。自律的关键在于建立自我约束机制，将质量意识渗透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将质量价值追求转化为全体师生日常自觉行为。质量自律需要学术自治的环境、全体人员的动员、可靠的制度保障。因此大学质量自律机制建设不仅要求有质量标准、专门机构、专业人员、监测评价、及时反馈和持续改进等基本的“六有”特征，更需要进一步健全治理结构、完善制度体系、优化工作流程，落实质量要求和责任，促进全体人员的参与，提升人才培养能力，达成人才培养的目标。

落实质量自查自纠机制。从目标定位、培养模式、教学过程、资源支撑、结果输出建立起“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监控体系，实施“计划-执行-检查-反馈-改进-再检查”的质量闭环治理体系，建立自我评价机制、评价结果反馈机制和持续改进机制。其次，构建数据驱动的质量治理范式，利用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和结果反馈，不仅为教与学的改进提供支持，也为教学管理和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三、如何增强质量保障能力

文化治理理论强调“透过文化和以文化为场域达致某一特定时期的治理目标”，蕴含文化作为治理对象和治理工具双重属性。工具论的文化将文化看作治理的工具，对象论的文化则将文化看作治理的对象，二者不可分割，相辅相成。Zukin 和DiMaggio的文化嵌入概念提供了一种解释视角，他们强调文化影响经济活动、政治、组织、个体等各个层面，明确了文化嵌入的客观性与普遍性。亨利·萨姆纳认为“任何制度，都是由一种思想观念（概念、主张与利益）和一种结构构成的”。思想观念确定这种制度的目标和功能，而结构体现思想观念。

这里的观念本质上和Zukin和DiMaggio所指的文化是一致的。这也就意味着，不同制度模式内部存在着强烈的结构整合趋向，正是由于不同的观念倾向与价值体系的嵌入，不同阶段的大学教学文化、管理文化[27]才呈现出不同的模式与形态。基于不同理念的质量保障体系具有各自的特点，呈现迥异的质量保障结构、制度、机制、行为模式和秩序。以法理权威为逻辑的科层模式和以主体价值认同与追求为逻辑的文化模式，便是基于两种不同理念的质量保障模式。质量文化则强调基于主体价值认同与追求为逻辑建构质量保障的理念。

因此，质量文化与质量保障本质是嵌入关系，因为质量文化伴随质量生成、质量保障等质量治理的各个阶段和场域，质量保障是质量文化建设和嵌入的场域之一。质量文化作为一种质量保障的工具，不仅代表行为主体的内在自觉程度，也意味着其所蕴含的相关理念嵌入到质量保障价值取向、目标选择、制度、组织结构等载体。质量文化嵌入到高校质量保障是一种有限嵌入，高校质量保障既不是完全由质量文化影响和支配的，也不是完全与质量文化脱节。由于政治、人性等因素客观存在，完全受文化价值因素支配的质量保障是不存在的。

质量文化嵌入质量保障体系是质量文化建设方式之一，这也呼应和验证了文化工具论和文化对象论在实践中相互融合这一命题。大学质量保障模式强调工具理性的应用，以行政命令、制度规范、管理技术等来进行质量管理，约束组织成员的质量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教学自由被干涉，学术自主权遭破坏，损害了大学精神, 也降低了大学教师的道德责任感，高校和教师认为质量保障是一种外部强加的负担，彼此忽视信任，基于问责目的，而不是支持和促进高校达到教学的卓越水平。高校质量文化的质量保障功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质量文化提供了不同于工具理性价值选择和取向，弥补工具理性异化的弊端。

结语

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未来发展的趋势之一是：评估动力机制为内外结合，以内为主。]当高校进入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新一轮审核评估倡导高校质量文化的建设，意味着高校质量治理和质量保障需要由工具理性、技术理性转向价值理性，重视高校和师生的价值认同和价值诉求，激发其质量意识、质量责任和质量道德，建设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质量文化，使高校质量治理和质量保障的动力由“外驱”转向“内驱”。质量文化的建设离不开质量文化的制度化过程，需要通过建构完善的质量治理制度，形成柔性的质量治理氛围，实现质量文化制度建构和制度认同。质量文化与质量保障本质是一种嵌入关系，通过质量文化的嵌入，促进质量保障科层模式向文化模式转型，释放质量文化的价值选择和软性制约功能，从而提升高校质量保障能力。